生产队小队长连续三年参加高考先报文科再报理

时间:2019-07-07

  那天下午,当我回到学校,确切得知自己考试成绩仅以半分之差再次落榜时,顿觉万念俱灰,人是懵的,世界是空白的。

  懵懵几天之后,发小汉葵兄来到我家,聊天中提到:学校的老师都在议论我,说我应该放弃理科改报文科。因为我之前高考时语文、政治两科的成绩都是70多分,在所有高考考生中属于高分,数学成绩50多分也算不错,只是物理、化学才40多分才拉低了总分。

  那一夜,躺卧床上,我的思绪不断回想起自己懂事以来,从入读小学到高中毕业后走过的路。

  眼看矛盾越来越严重,农业生产越来越落后,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,到了青黄不接时,多数人就经常吃不饱。于是,我和进成兄等生产队骨干提出了拆分小队的想法,并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。

  但是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与恩深似海使我终生难忘!至今想起,每毎令我热泪盈眶。

  还有我本人也曾于1973年间联合村里十多名青年向县委、地区首长写信揭发村支部和县驻大队工作组的错误行为,当时揭发材料十多页近万字均由本人执笔。

  进成兄开始并不同意,怕影响农活,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,这关系队里一百多老小的温饱问题。经过我反复解释、说服,最后他不但同意了,还特别支持我的想法。

  所以,虽然是文革期间,亦农亦工亦革亦学,东红中学的教学质量相对当时其他学校要好的多。这从1977年高考东红中学入围人数比例全县第二可以证明。

  后来志成叔还告诉我,他朋友那里还有《封神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东周列国志》等小说,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封资修一类的“黄书”,在禁读之列,很难找到,于是我便央求他帮忙借书。为了达到有书看的目的,我下足了功夫,对他更是言听计从。

 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,又在心里反复盘算,时间过去了这么多,剩下的不足一个月,別人已经复习了半年多,万一自己又考不上,该怎么办?

  小学六年,我从二年级到六年级一直都是班里学习委员、少先队中队长,每年都被评为“三好(五好)学生"。记得四年级时学校举行的背诵毛主席语录和《老三篇》比赛,我还是全校第一名。

  傍晚,我爬到学校背后山腰,躺坐在相思树下的石头上,凝视天空,只见天上乌云阵阵,但闻耳边鸦叫声声。直到夜幕降临,伸手不见五指,我才下山回家。那天晚上,我没有吃没有喝,躺在猪栏上面用杂木板铺成的床上,辗转反侧,彻夜无眠。

  1979年7月7日~9日,怀着“命运大决战”的使命,我第三次踏进了高考考场。

  他也讲义气,借了很多书给我。什么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烈火金刚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等。正是通过阅读这些小说,才使自己的语文知识得到了巩固和提高,也培养了喜欢读书的习惯,同时我也想尽其他各种办法到处找书借书看,包括我堂兄文革前读中学时的历史、地理课本都找来读。

  第二天一早,我把这事告知了副队长进成兄,表示自己想请假几天参与补习,参加高考,生产队里的事要拜托他交给他。

  由于我态度坚决,甚至摆出一副破釜沉舟、不顾一切的姿态,进成兄和其他社员也无可奈何。

  这种行为(改革),在当时(1976年)的中国农村来说,是不可思议的,比起后来宣传的安徽小岗村改革,足足早了两年多。

  1972年高中毕业后,在那特殊的年代里,我就走上了农业生产的第一线。当时生产队里有三十多户,二百三十多口人。原来的生产队队长是个酒鬼,仗着家里兄弟多,拳头大,势力强,称王称霸,经常多吃多占,造成人心渙散,严重影响村里的农耕生产。

  记得为此还陪他夜里到野外去赌赙,他是个赌徒,看我灵活,反应快。要我帮他分扑克牌,并监视其他人,防止别人做弊。甚至我还放弃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,陪他骑了四十多公里自行车到潮阳县城找朋友。

  有一天下大雨,生产队没出工,我到附近闲间时看见了邻居志成叔在看《三国演义》,乘他放手的空隙,拿来看了开头几页,这一看可就给迷住了。可是志成叔说他的书是向别人借来的,看完了得还人家。怎么办呢?于是我每天上午劳动收工后都到闲间等,连中午饭都没吃,等他回家吃午饭的空隙抓紧时间看,连续好几天终于看完了《三国演义》。

  1976年底,我们终于完成了拆队工作,分成了两个小队。我们这一小队选举了五员(领导班子):队长、副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员、出纳员,我被全体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长。

  最为难忘的是9日上午考地理历史联合卷。当时全县学生集中在惠来一中考试,我很快做完试卷,准备离开考室。负责监考的是学校英语补习班的张德义老师,他看到了,便站到讲台上,对所有考生说:考试要细心,答完了也不要急着交卷离开,最好从头至尾多检查几遍,高考多考一分,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,那可不是黄金可以估量的!听后我又从头开始检查,对考卷做了一些䃼充和修改。

  终于,皇天不负有心人,这一次高考,我以总分345.5分的成绩获得惠来县第一名,比第二名考生多出了20多分,历史、地理81分,据说是全汕头地区第一名。

 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复习和考试,这一年的高考也开始公布成绩。结果我以理科总分265.5分,离最低录取分数线仅半分之差,再次名落孙山。

  那个时候的高考分为文科、理科,就我个人而言,文科比理科要强得多。可是一想到入学还要过“政审关”,我家成份是中农,外祖父是富农,加上文革的影响使得农村宗族姓氏之间的矛盾加深,父兄与时任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合不来。

  不久便传来了第一批初选入围的名单,可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。又过了十多天,忽然学校通知我填写志愿表,准备参加体检,说我是第二批初选入围。

  为了便于操作,我们按自愿为主的原则,先把人口一分为二,然后再把土地和固定资产等统统一分为二。

  考试次日,书本一扔,便又匆匆加入了生产队的劳动。当然,能不能考上大学,仍然是心里最大的期盼与牵挂。

  摆在面前的,有两条路:一是不顾一切,全力以赴再复习一年再考一次;二是不再心存幻想,死心塌地当一辈子农民,当好生产队长。

  当然,当时我并没有从邻桌考生的试卷中得到任何启发或参照,只是望了一眼而己。以至于后来成绩公布后,同考室的考生因为妒忌,还说我是作弊考上的,要去告我。

 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,相邻的考生探头在看我答卷,我也顺势看了一眼他试卷。张老师见此,马上转过头,装作没看见。本来作为监考老师这是一种失职的行为,可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和同情我的境遇,若我今年再落榜,人生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在“情”与“法”的两难选择中,老师有意无意的“漠视”,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帮助,他希望我能考上。

  赖冰,广东惠来人,1979年以惠来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,198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。同年被广东省委组织部选调基层锻炼,1984年调入汕头市委办公室,1985年任汕头市达濠区委办公室副主任(挂职),1986年至1995年在汕头市委工作,1995年调入企业后停薪留职,创办南北园艺公司。

  体检自然没有什么问题,但当时所填的志愿都是非常一般的学校,什么佛山畜医专科学校、韩山师范学校等。心里只有一个真实而朴素的念头:只要能扔掉手中的“三尺六”(锄头),摆脱、改变自古以来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身份,就已心满意足。

  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!汉葵兄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,令我豁然开朗,一跃而起,紧紧抓住其手,如有一种醍醐灌顶、柳暗花明的感觉。

  这样,村里也慢慢地形成了两派,一派是围绕在队长周围的“保皇派”,另一派就是比较正直纯朴、不满原队长的“反对派”。

  1972年高中毕业后,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别无选择,只能回家乡当农民,连当知青的资格都没有,生存环境条件比当时的知青要苦得多。记得当年看见邻居青年被选为知青赴海南种橡胶,不知有多羡慕了。

  可是,在文革后期这是十分忌讳的事,当时党和政府提倡的是走“一大二公”的社会主义道路。我们都知道,上报大队党支部是绝对不会批准的。可是,一想到继续这样下去可能会要饿死人时,我们便不顾一切,悄悄地进行了“改革”。

  因此,出于种种顾虑,想当然的认为文科政审可能要比理科更严格,怕大队掌权者政审不给通过,因此只好选择了报考理科。

  当然也有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学习、求知若渴的,或是得益于某种机缘巧合的,但这毕竟是少之又少。

  也许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,也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,枯燥的农村生活竟然给了我读书、看书的机会。

  距离拆队大约一年后,1977年的一天晚上,我在去生产队评工分的路上,听同村高中毕业生林美荣和另一个青年在交谈。林美荣说他正在复习功课,准备考大学。我听后半信半疑,同时也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。

 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78年6月,一天晚上,我在跟曾经教我们语文的林甲民老师闲聊时,沮丧地说到:高考于我只是南柯一梦罢了!林老师听后一笑,鼓励我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想,继续努力,参加1978年高考。

  其次,家庭生活的压力和父母兄弟的态度。当时我家十三口人,靠我一个主要劳动力。我大哥在县水电局当小科员,对我继续参加补习班就十分不满。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安静,乘他出差那几天,躲在他工作单位4楼顶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复习功课。他出差回来看到了,当着我和另一中学同学的面,暴跳如雷,硬是把我赶了出来。

  1977年10月,南方秋收时节。作为村生产小队队长的我,正与社员们一起,起早摸黑,为了小队里一百多口人的基本温饱而艰苦劳作。

  接下来的日子,又是一边参加劳动,一边趐首以待。时间又过了两个多月,被录取的同学都已陆续到各学校报告,而我,一直没有等来任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。

  第二天晚上,我提早把队里社员当天的工分评好、记好,便来到了东红中学(现惠来县仙庵中学)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郑森芳老师家里打听消息。郑老师明确告诉我,国家正准备恢复跟文革前一样的高考,以考试成绩为主,择优录取。学校已经开始办补习班了,并建议、鼓励我要认真参与补习、积极参加高考。

  首先,我担任的生产队长、会计、记工员的担子如何御下?当时,我先找了副队长进成兄商量,队长的担子让他担任,记工员可以找个年轻人来做,只有会计较难,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,就由我继续担任。说实在话,当时生产队的会计不易当,它关系到生产队里百多人的生活,家家户户的粮食分配、财务收支,年终结账等要做到天地合圆,分毫不差。就是现在的数学博士没有经过一年半载的培训,恐怕也是难以胜任的。

  通过对自己就学历程的回顾与总结,这大大增强了我再拼搏一次的决心和信心,之前由于害怕“政审”受不当影响而报考理科,现在也义无反顾,决定弃“理”从“文”。

  他认为我已两次落选,给他丢脸,这次再考不上,岂不更是丢人。另一方面,他也想把我留在家乡当农民,可以担起家庭担子。那时,我眼里噙着泪水,默默地收起书本,离开了他的宿舍。回到家里,除了参加补习班,其余时间都是拿着书本到学校后山上复习。

  说实在话,原队长虽然凶狠蛮横,但俗话说得好:邪不压正,对我却是退让三分的。因为我当时是生产队会计,队里的财务收支一切都得由我入账、监督;加上当时我正血气方刚,干起农活来劲头十足,处处走在前面;而且毎次干活,我都会抓住一切机会跟他凑在一起,有意无意暗中进行对比、较劲,常常把他逼得大汗淋漓。所以,他对我,可以说是又恨又怕。

  拆成小队后,我们采取了包工、包干形式,以件计酬等方法,大大调动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。农业生产一下子就上去了,当年就取得了增收,社员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,更不会怕饿死人的情况发生。

  当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心潮起伏,辗转反侧,几分疑虑,几分希冀,久久不能入睡。心里总盘算着郑老师的建议:要不要参与䃼习,要不要参加高考?

  可见,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改变往往是先萌发于民间,而且不为史书所记载,最后或者消失在民间或者为官方所采纳并进入“正史”。

  中学阶段,我们东红中学的老师很多都是汕头市来的优秀老师,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当时正值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知识分子到农村去。加上东红中学是全惠来最接近汕头市的学校,老师们为了方便周末回汕,同时也可节省点车费,很多分配至惠来县的优秀老师都选择来东红中学任教。

  第二天,高中同学徐振河来到我家里,说我们高中时班主任郑森芳老师叫我去复习参加考试。次日,我又开始参加学校的䃼习班,此时距离高考也只有二十来天。

 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决定各人命运的还要看中学毕业后的际遇。可以说“新三届”的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,特别是文科生,很多都得益于毕业后的际遇,有些人中学毕业后当上民办教师,有些人去了单位当资料员等,他们有机会继续舞文弄墨,不但能巩固学生阶段学到的知识,而且还有所提高,参加高考肯定占有优势,成绩自然不错。

 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复习、补习后,便仓促的踏入了考场,参加了二天半的人生第一次高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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